户部试办银行在设立之初有两个使命： 总揽金融和推行币制，俨然是一家中央银行。

2013年4月黑田总裁执掌日本银行以来, 全力践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实践, 成为安倍经济学最重要的政策推动力量。27 「メガ銀、収益改善道半ば」、『日本経済新聞』、2017年10月31日。

虽然日本银行长期实行名义零利率政策, 但由于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, 2016年1月, 日本银行紧随瑞典、丹麦和欧洲央行等国家和地区, 成为首个实施负利率的亚洲央行。二、超宽松货币政策下日本金融体系潜在风险 2013年4月, 日本银行提出资产负债表扩大为原有规模两倍, 两年实现2%物价目标, 旨在短期内通过作用于总需求的非传统货币政策迅速兑现承诺。2017年10月, 日本银行在报告中首次指出地方性银行存在人员、网店过剩问题, 银行间竞争激烈。同时, 地方性金融机构改革应与结构改革形成合力, 在生产性革命推进过程中, 加大对新兴产业、创业型产业投资, 在供需两端形成共同的价值创造, 为地方经济繁荣发展提供优质金融服务。(5) (二) 金融体系潜在风险表现 虽然日本当局判断金融体系保持稳定, 但也非常重视低利率环境对金融机构盈利造成的影响。

(1) 在负利率环境下, 日本大型金融机构由于积极开展国际业务而受益, 海外事业占营业利润比重有所增长。总体来看, 日本银行业盈利水平下滑的主要原因有四:一是政策因素, 即在持续超宽松政策环境下, 贷款利率水平长期低下, 以存贷利差为主要盈利模式的商业银行, 收益空间被严重挤压;二是结构因素, 伴随人口减少和老龄化迅速深化, 银行存贷率下降;三是市场因素, 与城市银行相比, 地方银行国际业务能力弱化, 其90%业务均为国内业务, 而在经济长期低迷困境下, 地方经济回升缓慢;四是技术因素, 电子化等金融科技的发展, 提升了经营效率的同时, 导致银行人员、店铺过剩, 经费成本增加。（二）国际资本市场扭曲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影响 这是最近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个热门研究话题。

另一类是劳动力市场相对不灵活的，如巴西、印度。因为，当美国升息时，如果什么都不做，美元升值、本币贬值，多半发展中国家觉得这种情况可以接受。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用本国货币去融资？投资者主要担心的是很可能会出现的贬值问题。蒙代尔的三元悖论指出，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、完全开放的资本账户和独立的货币政策，三者是鱼与熊掌、燕窝不可兼得的关系。

对老百姓而言，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的消费可预测且比较平稳比较理想，反过来今天饿肚子、明天吃不完、后天又饿肚子，这样的情况最好不要出现。不同国家基本面发生同向变化的概率并不低，比如全球性的技术冲击、全球性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，都可能引致不同国家的基本面发生同向变化，从而造成货币政策发生同向调整。

但很有意思的是，当美国升息时，有浮动汇率的国家倒不一定跟着升息。比如出口价值400万美元的产品，让对方只汇入出口企业200万美元，把另外200万放入出口企业的海外账户。有进出口业务，就有规避资本账户管制的空间。也就是说，金融开放是提供风险规避的手段之一。

迄今为止，没有发现任何文章、任何实证否定狭义解释的三元悖论。因此，资本流动的格局受全球性因素的影响很大，和个别发展中国家具体的汇率制度基本没有关系，在这意义上没有三元选择。然而，一国GDP增速有上有下，个人收入又高度依赖于经济增长。具体到各国情况不一，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，马来西亚就增加了新的资本管制条款。

还有一些实证研究根据股票市场对资本管制变化的反应，来推算资本管制的效益成本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没有对每个企业加以限制，企业都按自身认为最佳规模去借钱，整体融资额很可能超过国家从金融安全角度出发的极限。

一个国家一旦设了资本账户管制，就会担心企业或个人通过经常账户的交易，包括进出口业务，来规避资本账户的管制。因此，出资方思考融资方信息是否真实、是否能搞定当地的法官、出资方是否能有效维护自己权益等问题，决定了当地金融市场的均衡资本结构。

同时，受国际资本市场投资意愿波动的影响，风险还会加大。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是比较少，劳动力比较多。而另外一些股权比例较高、债权比例较低，或者债权中长期债较多的发展中国家，2009-2011年间表现相对较好，实体经济负面影响较小。接下来的两年里，美国中央银行将会有几次升息。为了让金融开放成功，什么属于预备性改革，需要先做，什么属于配套性改革，需要同时做，现有的研究还没有成熟的答案。在未实行金融开放的国家，所有的资金都在封闭环境里。

企业融资，可以是股权或债权，债权可以是短期债或长期债。三货币政策服务于本国而不受国际货币动荡冲击所需的条件 金融市场永远是多事之秋，不断有不同的事情发生。

有些年份投资意愿较强，如美国、欧洲投资者，在本国利息率比较低、本国资产回报率比较低的情况下，可能非常愿意投资给发展中国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不对国际资本加以限制，反而会增加风险。

当资本管制较严时，本国经济的运行和跨境资本的流动就与国外的风险因素相互隔绝。因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可能导致经济波动性加剧、对本国经济的冲击性提高，所以需要对其有所限制，打击其短期投机行为，但对国际资本的长期投资是欢迎的。

只要金融开放，本国货币政策总会受制于美国货币政策。美国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传递，是否会受资本账户限制，是否会受该国名义汇率制度灵活性的影响？这实际上是检验三元悖论、二元悖论最直接的做法。如果这些低效率的企业做高风险的事情，通过金融开放，扭曲将加剧，风险将更高。大企业融资渠道比较丰富，或者其规避资本管制的手段较多，影响不是特别明显。

因此，支持金融开放者认为，金融不开放（对资本跨境流动设限）是一种扭曲，所谓金融开放就是把跨境成本降到最低。我们的实证显示，当考虑本国的基本面因素后，对于金融高度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，有没有浮动汇率制度对是否传递没有影响。

也就是说，高风险融资形式的占比较高。但国与国之间的情况很不一样，这些国家之内企业的资本结构往往也很不一样。

实证结果显示，资本管制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，尤其是中小企业。我和我的学生周婧（Wei and Zhou, 2017）研究发现，国家层面的资本结构也会影响一国的风险。

因此，所谓国际资本市场扭曲也可以追溯为本国部分政策机制的缺陷。她采用双插法，比较了不同类型企业在资本管制执行之前、中、后不同阶段的融资成本的变化。综上所述，，二元悖论或三元悖论的说法，都不准确。杜清远、聂军与我的研究发现，在劳动力市场相对灵活的国家，金融开放有助于增加就业、改善经济。

如上所述，正常的经常账户贸易可能被用来规避资本管制。智利政府官方表示，对不同期限的国际资本要区别对待。
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认为金融开放是好事情，应该推进执行。中国影响相对小一点，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所受影响也有大有小。

当治理不够好、有欠缺时，不管从国家角度还是企业角度，融资结构中债权比例往往偏高，而债权融资中短期债又偏高。很多学者指出，发展中国家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触时有两个特征：一是，发展中国家要想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，一般会有总额限制。